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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钱之光诞辰120周年,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

发布时间:2020-11-27 15:50:09

  钱之光同志,浙江诸暨人。1900年11月27日生,199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钱之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务院原顾问,原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共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至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大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届和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钱之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在他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为开辟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两大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其复杂危险的斗争环境,钱之光同志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矢志不渝;新中国成立后,钱之光同志在领导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以其远见卓识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率领纺织行业广大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开辟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32年,我国纺织工业快速发展,基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

  钱之光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在1915年,进“同文书院”读书时就接受进步思想,在张秋人、宣中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引导下立志投身革命。1927年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中,钱之光置生死于度外,按照中共地下党指示参与多方营救活动。1929年,钱之光到上海在毛泽民等同志领导下筹建绸厂,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不久,协助毛泽民先后在天津、上海筹建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

  1933年夏,为应对党内顾顺章叛变造成的紧迫形势,钱之光按组织指示离开上海辗转赴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在林伯渠直接领导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后创办商业大学,任校长。领导各贸易分局突破敌人封锁,克服“左”倾路线干扰,保护守法商人,维护买卖自由,广开通商渠道,保障了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1934年10月,钱之光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为解决长征中红军的给养和红军所到之处开仓济贫、调动群众拥军参军的积极性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钱之光仍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立即投入商贸解决根据地御寒和物资短缺的问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突破封锁赶赴西安,在国民党军进入前即购买大批重要物资。1936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钱之光和李克农一起作为特别代表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政治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军事上“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等协议,为周恩来和张学良进一步商谈铺平了道路。1937年春,钱之光又作为特派员到国统区采购粮食等军需物资,取回国际友人大笔捐款,同时做统战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抗战初期的1937年8月,钱之光奉周恩来的命令去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协助叶剑英、李克农工作。12月,南京沦陷,钱之光到达武汉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并任办事处处长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钱之光赶赴重庆组建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并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一方面以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另一方面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国统区地下斗争,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军需民用物资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钱之光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的40多天期间,钱之光负责安排毛主席的生活和保卫,以及安排毛主席接见各方人士的工作,直到参与陪送毛主席回延安后再重返重庆,为重庆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5月,钱之光随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到南京,任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直到1947年3月7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南京办事处完成使命)。1947年3月,钱之光按周恩来指派带小分队去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发展海外关系,9月去香港主持海外与内地经营,并筹划蒋管区党费的接济。钱之光利用解放区唯一对外口岸大连组建“中华贸易公司”,开展与香港贸易。1948年8月,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在香港组建“华润公司”,亲自担任董事长。同时,钱之光与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周密组织,分四批、按照不同秘密路线接送在港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著名爱国进步人士,按期、安全、胜利到达大连、丹东和天津等地,保证他们按时到达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49年4月,钱之光出色完成任务回到北京,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城乡生产极度萎缩,投机资本抢购“二白一黑”(粮食、纱布和煤炭),刮起四次全国物价大涨,钱之光参加了陈云、薄一波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委员。按照陈云指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重要手段”,钱之光在北平主持召开全国棉花会议,对增产棉花、纱布,平抑物价,保持社会稳定,采取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也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新中国纺织工业部建立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钱之光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曾山为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钱之光为副部长、党组书记,曾山因主持华东财委工作一直未到任,由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全面工作。1970年,中央决定将第一、二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任部长。1978年中央决定将轻工业部分为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钱之光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1年,钱之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院顾问,退出纺织一线领导岗位。

  从1949年到1981年,钱之光领导中国纺织工业32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钱之光带领一大批从革命战争环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岗位的老同志,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团结党外人士,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把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需要和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作为工作中心;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与学习外国经验相结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并不平坦。钱之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性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赶“风”,不浮夸,又善于在逆境中发展,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8年中经历“浮夸风”、三年困难时期、十年动乱那样长时间风浪影响,他仍坚守纺织工业必须发展生产和完善工业体系的理念,使纺织工业生产力大幅提高,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趋于合理,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走上高速发展轨道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他的敬业精神始终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联系在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带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的纺织产业队伍。中国纺织工业从建国之初的恢复期开始就一直发挥着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作用,重要的民生产业作用和之后日益发展起来的参与国际竞争优势产业作用,走出了一条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成功道路。

  钱之光主持新中国纺织工业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性决策,成为确立中国纺织工业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些战略性决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钱之光针对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纺织产业建设的历史任务,做出必须立足于发展自己的纺机制造业的重大决策。这一思想首先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鼓励纺织行业依靠自身发展装备制造业。实施这一战略成为纺织工业大发展的重要基础。解放前,仅有少数机修厂,而且在建国之前五十年不曾生产出一套完整的纺织机械。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即着手改造和新建纺机厂,并在1951年就生产出第一套棉纺设备,之后陆续大批量生产了自主研制的54型、65型棉纺和印染成套设备,58型、68型毛纺织成套设备,新型麻纺、丝绸设备。70年代末80年代初,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又进行大规模系列改造,几乎每十年更新一代技术。70年代末,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大力发展了化纤设备制造能力,纺织机械企业从1952年的8家发展到1981年的179家,产值从3100万元增长到12.74亿元,品种从76种扩大到3515种,为纺织工业大规模自主建设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钱之光针对纺织行业纤维材料严重不足的历史性因素,从基本国情出发做出了必须立足于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的重大决策。钱之光根据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天然纤维不能与粮食争地的国情,向中央报告“实行发展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经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他亲自领导了在70年代末引进的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上海、辽阳、天津、四川四套化纤成套设备技术,后来又在江苏仪征引进年产50万吨涤纶成套技术。从此,中国以现代高分子合成技术为基础的化纤工业走上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使中国纤维原料结构持续发生根本变化。1960年国产化纤仅1万吨,1970年达到10万吨,到1981年生产达到52.7万吨(到2009年产量已经达到2700万吨)。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130万吨,到1981年生产量达到297万吨(新世纪棉花年产量最高年份已经达到800万吨)。纺织原料自给率从解放前的50%左右提高到1981年的84%,成为纺织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钱之光根据国民经济宏观布局和纺织产业自身发展提升的需要,做出充分注重纺织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中西部优化布局的决策。他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在发展中调整,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达到棉、毛、丝、麻、化纤各类纺织、印染、最终制品品种齐全,结构优化。纤维加工能力建设与纺织装备制造业发展相配套,生产与科研教育发展相适应,自力更生为主与开放引进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上海、青岛、天津为主的7个东部城市纺织产业基地,到1981年已经扩大到遍布全国的35个基地。从规模上看,与1952年相比沿海纺织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从71%下降到49.7%,内地比重从29%上升到50.3%,产业布局的优化充分发挥了各地区的特色优势,拉动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钱之光根据建国之初纺织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做出了大力发展科研教育和大力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战略决策。从建国后三年恢复期起,就集中全国的老专家、技术骨干从基础技术工作抓起,推动工艺研究,系统攻关,机械化自动化研究,设备选型定型,建立专业科研机构,组建行业基本建设与设计队伍,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建立“研究、定型、设计、试制、鉴定、制造、使用”七事一贯制,采取科研与生产结合,专家与群众结合,自主发展与吸收消化外国技术相结合的一系列方针,使国产技术实现一系列突破性发展。钱之光高度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早在1951年7月,就在上海创办了规模远胜于前的一所纺织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接着又利用全国高教院系调整的契机,进一步发展纺织高等教育,建立一系列纺织类大专院校、中专和中技学校,从而使纺织系统能主要依靠国内培养的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实现了32年的大发展。纺织工业从建部伊始就一直重视提高队伍素质,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把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兴业之本。建国仅两三年时间就总结推广出了郝建秀等劳模的一系列工作法,调动大批沿海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支援内地新厂建设,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有技术、有觉悟、有思想、讲纪律的纺织产业大军,极大地推动了纺织工业持续发展和生产力持续提升。

  正是由于从建国之初就着力实施事关产业大规模建设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纺织工业才能战胜国际国内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纺织工业建国后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使纺织工业业已基本建立的工业体系迅速发挥出巨大的内生动力。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到1981年达到10亿,与1949年相比,1981年纺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7倍,棉纺锭数从500万锭发展到1893.5万锭,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长到317万吨,呢绒产量从544万米增长到1.13亿米,丝织品产量从0.5亿米增产到8.35亿米,针织行业加工棉纱增长26倍;全国人均布产量从3.5米提高到14.2米。到1983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纺织品各种票证。

  从1949年到1981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内企业实现总利税1727.6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6.8倍。1981年纺织工业利税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达到19.4%,社会衣着类商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3.1%,纺织工业1981年出口创汇38亿美元,开拓了14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市场,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额比重为17.26%,是最大的出口行业。此外,从1954年到1981年,纺织工业完成援建亚非拉第三世界35个国家82个纺织厂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运行对受援国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我国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得到更多国际支持力量。

  钱之光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坚持党性原则,胸怀大局、实事求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高风亮节。他这种高尚品德、革命情操和他的光辉业绩,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楷模,在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更是中国纺织人立志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工业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正在从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转变发展方式,向纺织科技强国、纺织品牌强国、纺织可持续强国和纺织人才强国迈进。中国纺织工业将以崭新的繁荣景象告慰钱之光同志。

  钱之光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激励当代纺织行业加快纺织强国建设更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纺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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